從“漢字中國”看佛教中國化
                                          來源:中國民族報 趙汗青 發布日期:2023-10-07瀏覽(10)人次 投稿收藏

                                            由國家文物局和四川省人民政府主辦的“漢字中國——方正之間的中華文明”特展自6月在成都博物館展出后,共有80余萬名觀眾慕名前往觀展。日前,線下展覽結束后,成都博物館又開啟了官網線上全景展覽。

                                            漢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古老文字,是中華文明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在歷史長河中,漢字的形貌、書寫載體和方式不斷更迭,不僅體現著每個時代獨特的精神風貌,也彰顯出中華文明一以貫之的哲學思想、價值體系。自兩漢之際佛教傳入中國以來,其在另一個維度對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產生著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漢字成為佛教文化傳播與發展的載體,展覽中的佛教文獻文物印證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本土化。

                                            中國書法與中國佛教的相遇

                                            展廳中,有一件唐代巨碑《大唐三藏圣教序》的拓本,碑刻21行,每行42字,共821字,文左行。該碑碑文由唐太宗李世民親自撰寫,中國書法史上“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褚遂良所書。三藏,指的是佛教的經藏、律藏和論藏。經藏是指佛所說之經;律藏是佛所制定的僧團戒律;論藏是佛的弟子論述和研究教理的論著,能通曉三藏的高僧才能被稱為“三藏法師”?!坝行史◣熣?,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边@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文中的一句,從中可看出唐太宗對玄奘的評價之高。而在這之后,“唐三藏”已成為玄奘的專稱。

                                          《大唐三藏圣教序》拓本局部。

                                            魏晉以后,中國佛法興盛,義理頻出,但也歧義頗多,給佛教經義學人帶來諸多困惑。唐代高僧玄奘有感于此,發心西行,他艱苦卓絕的游學生涯,為開放的唐朝帶來大量珍貴的佛教典籍與圣物;他回國后主持的譯經,極大地推動了國內佛教的發展,也為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唐太宗感念玄奘法師貢獻之大,親自撰文以表其德。

                                            《大唐三藏圣教序》成于褚遂良風格頗為成熟的時期,也是最能代表褚遂良楷書風格的作品。整幅觀之,字體清麗剛勁,筆法嫻熟老成。褚遂良在書寫此碑時已進入老年,至此,他為新型的唐楷創出了一整套規范。

                                            繼玄奘之后,唐朝的另一位高僧大達法師也被朝廷看重,展覽中的《唐故左街僧錄內供奉三教談論引駕大德安國寺上座賜紫大達法師玄秘塔碑銘并序》(《玄秘塔碑》)拓本就展現了這段歷史。在這一碑銘中,大達法師的頭銜不可謂不長,其中,“左街僧錄”是指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僧官;“內供奉”是指掌管大內道場的僧官;“三教談論”是指大達法師曾在唐德宗貞元十三年(797年)入朝,于內殿主持儒、釋、道三教講論,這是其“簡歷”中頗具含金量的一環;“引駕大德”是僧官名,在當時只能同時存在四名,故又被稱為“四大師”;“安國寺上座”,即安國寺首座,相當于這座寺廟的“學術導師”或“學術委員會主席”,代表寺院中學識與德行最高的人。安國寺是唐朝重要的皇家寺院,由唐睿宗的舊居改造而來;“賜紫”即賜紫袍,按唐代官服制度,五品以上穿紅,三品以上穿紫,對佛教僧人賜予紫衣,表示政治上對其的尊重。

                                          《玄秘塔碑》拓本局部。

                                            大達法師,名端甫,甘肅天水人,是晚唐極具名望的高僧,在他圓寂后,當時的皇帝唐文宗為表彰他的功績,賜其謚號“大達法師”,還為他興建秘塔安放舍利。后名相裴休為之撰文,大書法家柳公權潑墨書寫,《玄秘塔碑》成為柳公權流芳千古的書法名作之一。

                                            《玄秘塔碑》為楷書作品,共28行,每行54字,敘述大達法師在德宗、順宗、憲宗三朝所受恩遇,以紀念法師之事跡并告示后人?!缎厮繁慕Y構緊密,筆法銳利,筋骨外露,陽剛十足,且筆畫粗細變化多端,風格特點顯著,為柳公權書法創作生涯中的一座里程碑,標志著“柳體”書法的成熟。

                                           

                                            紙本真言,佛教傳播世俗化的寫照

                                            佛教密宗認為,真言是人與超自然溝通的咒語,一般由悉曇體梵文字母構成。悉曇體梵文廣泛應用于印度佛經,后隨佛教傳入中國。由悉曇體梵文寫就的佛經在唐代極為盛行,當時從貴族到民間信徒都把能讀寫悉曇體梵文當作一種風尚。

                                            這種風尚習俗的例證就是唐代墓葬出土的紙本真言。本次展覽展出的紙本真言出土于成都市群眾路的唐墓。這一例紙本真言上的內容由兩種文字組成,一是以楷體漢字書寫的真言名稱,二是以悉曇體梵文書寫的真言內容。目前紙本上可辨認的真言至少包括《十字佛頂真言》《一字頂輪王真言》《佛眼真言》等17種。紙本真言很難保存,從歷史價值來說,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包括這一件紙本真言在內,目前在全國范圍內,也僅有13例出土。

                                          紙本真言。

                                            這例紙本真言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一方面由于出土時被發現疊藏于同出的銅臂釧,就是戴在手臂上的裝飾品,有效保護了紙本真言免遭水蝕火侵。另一方面,也有當時制紙工藝成熟的功勞。紙本真言所用紙張包含大麻纖維、苧麻纖維以及竹纖維三種,采用施膠工藝制成,防水耐蝕。這使得紙本真言在一千多年后還能重見天日。

                                            群眾路唐墓中出土的紙本真言,并不是四川首次發現藏于飾品中的紙本真言。1944年4月,四川大學考古學家馮漢驥曾經在川大校園的一座唐墓中,發掘出一個空心環狀銀鐲,銀鐲中藏有紙本的《陀羅尼經咒》。密教盛行于唐代的長安、洛陽等地,后傳入成都平原。唐代早中期,密教的紙本真言形式非常多樣,但在成都發掘的,形式卻相對固定化。

                                            早期的紙本真言中,出現了個性化、定制化的內容,比如說“某某的紙本真言”,又或是“為某某定制”等內容,但后來不太出現這樣的內容。有專家認為,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剛傳入中國的佛教主要流行于貴族之中,到了唐代中晚期,尤其是“安史之亂”以后,佛教便走上了世俗化、平民化的道路??梢哉f,佛教自傳入中國,就開始與中國的民俗、民風、文化相結合,并在這種結合中逐漸實現本土化。

                                           

                                            從寫本到印刷,佛教文化史上的重要節點

                                            在西北的敦煌莫高窟中,沉睡著大量珍貴的經文資料,莫高窟藏經洞正是世所罕見的文化遺產,展覽中展出的敦煌寫經殘卷就是個中翹楚。這部敦煌寫經殘卷同樣出自唐代,所寫內容為《佛說佛名經》卷十四,字體為楷書的一種,被稱作“敦煌寫經體”,落款有“貞觀四年冬月吉日敬”。由于唐代佛教的鼎盛,社會對佛經的需求量極大,催生出專職寫經的工作人員“經生”。這些經生都經過專業的書法訓練,通過嚴格的考試選拔才得以上崗。經生所抄經書文字端莊規整,放在今天都可稱得上優秀的書法作品。敦煌寫經殘卷大多為經生的書法作品,多為楷體和魏碑體,內容以佛經為主。

                                          《佛說佛名經》卷十四局部。

                                            唐太宗時,聽聞玄奘新譯出《瑜伽師地論》后,立即敕令秘書省,繕寫九部,頒發給雍、洛、并、相、兗、荊、揚、涼、益等九州,輾轉流傳。唐代宗時,東林、西明等著名的寺院都藏有大量的佛經,至于民間的抄經、誦經,更是達到驚人的地步。

                                            佛教的發展必然引起對佛教經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寫顯然已不能解決問題,這極大地刺激了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印刷術源自中國古代的印章技術和碑石拓印技術,唐代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是我國佛教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節點。雕版印刷術的應用早期流行于民間,一開始就以印刷佛經為主,展覽中同出敦煌的《金剛經》就是其中留存。經中圖畫展現了《金剛經》提及的經典場景——須菩提與釋迦牟尼佛的問答,釋迦牟尼身邊圍繞著弟子和信徒。畫面中的建筑雕飾繁復綺麗,人物形貌生動逼真,構圖得體大方。經文開頭為“凡欲讀此經,先念凈口業真言遍”,后接中文音譯真言和金剛經原文“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經文印刷清晰,結構明晰,該經卷原件現藏于大英博物館。

                                          《金剛經》復制件局部。

                                            五代十國時期,官方開始大規模組織編印儒、釋、道經典。由于政府對印刷業的提倡和支持,官僚賢達、文人雅士等私人刻印書籍也逐漸流行,形成了官刻、家刻、坊刻三大主體,刻書地點遍及大江南北。本次展覽中展出的一部雕版印刷佛經卷就是這一時期的產物。經卷上,一菩薩端坐蓮花座上,頭戴花冠,身披瓔珞,左右八臂各持法器。經文以梵文寫就,環狀的經文組成菩薩的光環,方形的經文組成說法的壇城。經文的空隙綴有飛天,四角各有一護法天王,構圖精巧,繪畫細膩。圖案左側的兩行小楷漢字是對此真言功用的解釋,并寫有“報國寺僧知益發愿印施 布衣石弘展雕字”;左下角墨書“天成二年”(927年),表示該經卷印刷于五代十國后唐明宗時期??上У氖?,由于連年戰亂和滅佛運動,這一時期曾大量印刷的佛經印本在今天已經鮮少流傳于世。此件五代雕版印刷佛經是我國現存較早的雕版印刷作品,為研究早期雕版印刷技術和佛教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例證。

                                          雕版印刷佛經。

                                           

                                            “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彪S著中國文明的發展,漢字走過了象形階段,又邁過了形聲的篇章,中華文化乘著漢字的舟船走向未來。佛教也借著漢字走過中國化歷程,形成具有中華文化色彩的中國佛教。此次展覽不僅是中國漢字文化的展現,更是文明交流互動的呈現,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中華民族如何在歷史中塑造中華文明,并將以更開放包容的姿態走向未來。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

                                          (編輯:吳艷

                                          [字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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